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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德本体的记忆与遗忘及其在经验层面的表现如果我们不想仅仅止步于以上所述，而要弄清楚忘与不忘的内在结构和发生过程，以及同经验中的记忆和遗忘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以下的追问就是必不可少的：什么是忘与不忘？在现代视域中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种道德修养工夫？我们首先要思考的是忘的含义。

意具有独知的私人性，心则具有公共性、普遍性。（《二程集·粹言卷二》）但程颢表示：存不舍之心，安得谓之灵明？（同上）二人观点看似抵牾，其实是在两个不同层面讲的：张载在本体上强调道德本体之不当忘，程颢则在工夫上主张遗忘。

【6】《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王病伤而死。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记忆内容的不同，儒家所记是道德本体，佛教则是空性本体。此外，用以提醒自我的方式还有：自传、功案（亦作公案）、年谱，这几种都是以他人之事迹作为对照，提醒自己见贤思齐。（《传习录》卷下）汝中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本体上说工夫。

西田几多郎，1965年：《善的研究》，何倩译，商务印书馆。‘视于无形，听于无声，豫未来也。黄老之学希望将道家的学说推广运用到国家治理上，所以也将自己的主张描绘成圣王之道

先秦诸子为了表达自己的现实关怀，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终结天下大乱、实现天下大治的思想主张。具体而言，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圣外王之道具有以下理性特征。圣从巫觋聆听神训的聪明，逐渐转化成了正确判断客观事物而聪明。因为从根本上来讲，中国传统学术本来就是一种内圣外王之道。

综上所述，先秦的内圣外王之道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其一，是六经记载的内圣外王之道，其内容包括了上古先王开拓华夏文明的超凡能力与历史轨迹。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先王的巫术神通逐渐转化为与德性、智慧相关的人文理性。

当诸子百家讲求内圣外王之道时，没有为学术而学术的闲情逸致，而是以一种强烈的经世情怀学以致用，以实用为目的。主宰早期中国精神世界的是圣王合一的氏族部落首领。华夏民族中圣的神力与王的权力是如何完全统一起来的呢？这其实经过了一个绝地天通的历史事件。他们认为天之命与人之德具有内在联系，故而他们逐步地强化了以德配天的人文信仰。

在前轴心文明阶段，巫觋型圣王代表了氏族部落的主体性，垄断了与天神沟通的权力。《庄子·天下篇》并不主张思想的多元性，而是希望能够超越彼此之间的思想差异，最终走向内圣外王之道的整合与统一。同时，圣也是一种道德精神的高尚与自觉。由于重、黎的绝地天通，氏族部落首领垄断了与神沟通的神权。

圣字保留了巫觋以来的神通特性，是巫觋型圣王的人神一体状态的转化与提升。探讨中国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圣字的起源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从中可以发现中国的崇圣传统，是具有巫觋文化的源头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德理性进一步强化，圣王恰恰是那些具有坚定道德理性的君主。中华文明的演化，经历了上述从巫觋型圣王到德智型圣王的发展过程，两种不同的圣王有着明显区别。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传述的内圣外王之道，在后来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两种不同的圣王有着传承的关系，先秦诸子所论述的圣王，尽管已作了理性的提升，但是圣所具有神通的原始意义，仍然隐含并延续着。六经作为后世学术研究的重心，记载了三代先王治理天下之迹，上古华夏政教之制，一直是后世政教的典范，促进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传承和发展。在上古，圣字最初指听神谕、转神意的一种巫觋能力，绝地天通后，圣与部落首领的身份统一起来，成为所谓的圣王。不同的诸子学派，各自将自己的主张附于上古圣王名下，推动了内圣外王之道的全面登场。因此圣人成为轴心文明时代的最高人格典范，圣人的言说也就成为人们必须遵循的最高准则。

春秋战国后，中华文明史、中国学术史的一个显著特点开始形成，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圣人主体论。进入 朱汉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内圣外王 。

到了春秋战国的轴心文明时代，思想、哲学的突破成为核心问题。六经是三代先王之政典，记载了巫觋型圣王建构的礼乐制度。

如果进一步考察历史文献记载的帝王世系，或者是探寻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均可发现他们具有巫觋的性质，在传说中被认为是既有通天神力，又有统治权势的首领，是华夏早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创造者。而到了轴心时代后，圣王逐渐成了族群中聪明睿智、道德自觉的杰出代表，圣王之道即对宇宙规律性与人类道德性的全面把握，德智型圣王取代了巫觋型圣王。

而早期儒家为六经所作的传记，将这些具有巫觋性质的古代圣王进一步理性化、道德化，使得圣王具有崇高的品德和无穷的智慧，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黄老之学希望将道家的学说推广运用到国家治理上，所以也将自己的主张描绘成圣王之道。尽管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各异，但是诸子的多元化学术体系背后有共同的理性特征和哲学精神。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与上古先王的政教传统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

如前所述，最初的圣并不代表一种政治身份，而主要是指向巫觋具有的一种与神沟通的能力。先秦诸子将上古归于圣人的巫术能力，提升为一种理性精神的睿智与德性，认为这是他们能够达到与天道合一的根本原因。

由于远古巫君文化的深刻影响，内圣外王之道不仅成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学派的共同追求，同时也深刻影响了此后不同时代的学术思潮和哲学形态。周朝的统治者特别强调道德理性。

其二，是诸子表达中的内圣外王之道，他们各自从六经中提升出的更有思想深度和理论高度的学术思想体系。所以，先秦诸子不仅将华夏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归因于圣王，而且将自己的思想创造、学术建设也附于圣王或圣人。

聖在上古表示一种超凡的巫术能力，他们能够听到神明在自己身边耳语而发出的指令。圣王之道的长期演变发展，衍化发展出一种由心性通达天道的实践理性，明显不同于西方的超越自然感性的实践理性。早期华夏文明的巫觋形态具有自己的演化过程、特殊形态和文化特质，并进一步产生了历史悠久的内圣外王之道的学术形态和思想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圣外王之道，进一步强化了前轴心文明（从炎黄尧舜到夏商周三代）与轴心文明（春秋战国时期）之间的密切联系。

在华夏文明的早期阶段，能够通过耳朵听闻神的声音、并发布他独享的通达神意的人，只能够是具有巫觋身份的部落首领。但是，他们都将自己的主张说成上古圣人、圣王的内圣外王之道，这是丰富多彩的诸子学，均可以内圣外王之道一语概括的原因。

诸子将自己的思想，附为对上古圣王思想的转述与阐发。在孔子看来，只有圣王才是践行内圣外王之道的主体，而自己不过是述而不作的效法者。

所以说，上古文献中的圣王，是兼合神通与部落首领为一体的。墨子认为圣王必尊鬼神，这是对华夏古国之王具有巫觋神通能力观念的继承。